《屈原贾生列传》是屈原、贾谊两个人的传记，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，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。他们都是才高气盛，又都是因忠被贬，在政治上都不得志，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。所以，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。

对于屈原，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。他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，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。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。屈原被贬之后，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，“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。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，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，惨遭放逐。

屈原被放逐之后，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。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，下不能躬耕垄亩，归隐田园，“举世混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。这是一种伟大的、难得的孤独，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，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。所以屈原才表示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！”就这样，屈原怀抱沙石，沉江而死，实现了自己“伏清白以死直”（《离骚》）的诺言，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。

司马迁对贾谊，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，“是时贾生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人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贾生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以为能，不及也”。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，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。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行礼乐等革新主张，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，他们攻击贾谊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，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，登位不久，权力未稳，也只有依从而已。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，任长沙王太傅。

贾谊到长沙之后，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，而在表现时，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，如其《吊屈原赋》云：“斡弃周鼎兮宝康瓠，腾驾罢牛兮骖蹇驴，骥垂两耳兮服盐车。章甫荐屦兮，渐不可久。嗟苦先生兮，独离此咎！”这哪里是独吊屈原，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，不然的话，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？

本传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，行文幽抑哀惋。正如作者所云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。”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，并将此情寄之笔端。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，因忠而遭受不幸，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、贾谊，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，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：“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，……《诗三百篇》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
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，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，这就是一边叙事，一边议论抒情。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，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，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，对屈原人格，对《离骚》精神的评论，都是非常准确的，如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”，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。

另外，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《离骚》的抒情传统，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：“学《离骚》得其情者太史公，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。”又云：“太史公文，兼括六艺百家之旨。第论其恻怛之情，抑扬之致，则得之于《诗三百篇》及《离骚》者居多。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而纵观本篇，更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