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出自《孟子》一书，其译文如下：

处在忧虑祸患中可以使人或国家生存，处在安逸享乐中可以使人或国家消亡。

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原文：

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

译文：

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，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，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，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，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，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。因此，神若要把重担放在人身上，就必须先磨练他的心，用饥饿和贫穷考验他的身体，扰乱他已经开始的行动。目的是利用这些困难来触动他的心灵，加强他的性格，并提高他没有的能力。

人们经常犯错误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改正；他们的心受到困扰，他们的思想受到阻碍，然后他们就可以站起来；他们的情绪暴露在他们的脸上，用他们的声音表达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被理解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恪守佛法的牧师，没有一个能够帮助国王的圣人，没有一个与佛法格格不入的邻居，没有一个来自异国的灾难，它往往会面临灭绝的危险。这样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悲伤和不幸足以使人活着，安逸和快乐足以使人死亡。

原文：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译文：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，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，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，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，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，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。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，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，筋骨劳累，使他忍饥挨饿，身体空虚乏力，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，这样来激励他的心志，使他性情坚忍，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。一个人，常常出错，然后才能改正；心意困苦，思虑阻塞．然后才能奋发；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，怨恨吐发在言语中，然后你就会知道。一个国家，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，在国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，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。这样，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，安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了。出自：战国 孟子《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》扩展资料文学赏析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一反一正，一是一异，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。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，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；既娓娓动听，又给人警策；既不庸，又不妄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，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。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，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。特别是“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”两句，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，这就是“发愤抒情”这一美学创作原则。这亦是千百年来，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。在修辞上，此文也很有特色。《孟子》善用排比句，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，对于同一论题，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，有如千流万壑，一时俱下，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。孟子文之称雄辩，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《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》，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，便采用了这种句式，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，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，使人觉得“生于忧患”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；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；一般说来，铺陈排比的写法，固可造成宏大气势；若处理不当，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。其后的汉大赋，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，往往使人难以卒读。而孟子的这篇文章，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，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。原因在于，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，尽量扩充每一词语，尤其是动词的容量。以起首一段为例，共六句话，六个动词，包括一个“发”，五个“举”，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，又暗示了人物身份：舜君子，是圣人，他的成功，固然因为尧的赏识，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，故曰“发”；傅说等是臣，是贤人，他们的成功，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，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，故曰“举”。